1. 于敏：干惊天事业传淡泊家风
于敏，男，汉族，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中共党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19年1月逝世。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2019年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
家风解读：一句嘱托，许下一生；一声巨响，震惊世界；一个名字，绝密28载。这就是于敏，一位把毕生心血和全部才华都奉献给了我国核武器事业的核物理学家。
身负惊天事业、辉煌的成就，却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大半辈子，正如他在73岁高龄时写下的七言诗所表达的那样，“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于敏和他的家留给世间所知的并不多，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记述里感知他的执着坚守和淡泊家风。
在这个家，爱国是不变的主题。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于敏用一生践行着爱国二字，爱国也成为这个家永恒不变的主题，默默传承。
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1年1月，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摆在了35岁的于敏面前，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的研究毫无疑问属于国家安全最高等级的绝密工程，一旦参与其中，就意味着今后将长期隐姓埋名、忙碌奔波。
“我不能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抛掉”，“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于敏放弃了挚爱的物理基础理论研究，接受氢弹研究任务。自那一刻起，“于敏”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工作，一起变成了绝密。直到1999年，于敏及其对中国核科技发展的贡献才被真正解密，那时他已年逾古稀。
在这个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真实写照。于敏在事业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能以最快速度成功研制氢弹、创造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于敏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冷静看待贡献，面对荣誉更是始终保持清醒淡定。2015年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儿子于辛代领奖时转述于敏的话说，父亲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更希望年轻人去得到这个奖项，去激励人。
在这个家，精神是一笔更宝贵的财富。能满足基本生活就行，于敏对金钱、对物质极为淡泊，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家人的生活极其简朴。这既是于敏的家风特色，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密码”所在。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学术科研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于敏的这张书桌在自己心里，他的内心安静而圆满，坚定又强大。
2. 孙家栋——不言之教更有力量
孙家栋，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卫星导航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9年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
家风解读：几十年来，孙家栋潜心于航天事业，在满天星斗中写下中国航天的传奇。而这背后，离不开家人的理解与支持。1967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当时他有任务在身，妻子魏素萍独自叫了辆板车，请人拉着去了医院。“自打与家栋在一起就没见他闲过，知道他工作重要，家里的事情压根犯儿没想靠他。”一次难得的休假，孙家栋走到前门时，给妻子买了一件大红毛衣。“算是给夫人多年来劳累付出的一点补偿吧。”直到1985年10月，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运载火箭走向世界，与孙家栋生活了近30年的魏素萍才从电视中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在航天领域硕果累累的孙家栋，在生活中却非常俭朴。孙家栋家里有一只牛皮箱和一个公文包，已经颜色斑驳，他却坚决不让扔。原来，这是当年公派留学出发前国家给他们添置的“奢侈品”。从北京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这一箱一包陪伴了孙家栋几十年。他们承载的是一名科学家沉甸甸的报国心，也装着孙家栋勤俭质朴的生活作风。曾经有人问孙家栋，如果我们实现了载人登月，可以把一件自己的东西带上月球留念，你会带什么？孙家栋的回答是，“带上月球的每一克载荷都是非常宝贵的，我相信我不会带自己的东西，肯定要根据我们国家整个事业要求来带更重要的东西。”“我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很清醒，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只是一名合格的工程师。”孙家栋的 的 一儿一女也传承了父亲低调朴实的家风，自食其力，有着自己的事业。长大后，他们也更加理解了忙碌的父亲和他的事业，在理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敬佩。儿子孙中亮说，“我爸爸很有毅力，尽管有很多事他不说，但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其实，这种不言之教，更有力量。”
3. 张富清——前人不搭“捷径”后人莫求“沾光”
张富清，1924年12月出生，陕西洋县人，194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退役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1985年1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他九死一生，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他尘封功绩60多年，直到2018年年底，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他的事迹才被发现。2019年6月，先后获得“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
家风解读：每次吃完药后，把药锁起来，是张富清的一个习惯。大儿子患有高血压，所服用的药物与他差不多，但张富清从来不让儿子碰自己的药。因为在他看来，他的药是国家全额报销的，每一粒都要“专药专用”，不能假公济私。
靠自己，莫求“沾光”，是张富清给全家立下的规矩。
全家四个孩子。大女儿患病，常年在家跟二老生活；其余两儿一女，都凭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片天地。子女们没有一个在张富清曾经的单位上班，也没有一个依靠他的关系找过工作。
“父亲一直对我们说，他只供我们读书，其他都要靠自己的本事，不要指望他。”大儿子张建国曾一度不理解，“觉得父亲好像没有什么家庭亲情观念。”
1975年，张富清从三胡区调到卯洞公社担任革委会副主任。那一年，张建国18岁，高中毕业，没有工作，一直在家给母亲帮忙做些家务，或者打零工补贴家用。
一天，张建国在街上碰到父亲的一位同事，对方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恩施一家大型国营企业要在卯洞招工。张建国仔细询问了招工条件，自己都符合。
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父亲下班后，张建国与母亲连忙和他说这件事。
“我知道这个事情，自作主张替你放弃了。”张富清淡淡地说。
“放弃了？那建国怎么办？总不能天天在家帮我盘扣子吧？”母亲先着了急。
“我是干部，如果一有好事就想着照顾自己的亲属，群众对我怎么看？建国还是共青团员，你说，群众会怎么看？”张富清说，“儿子的事我也不是不考虑，我都替他想好了。”
后来，按照父亲的建议，张建国像当地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一样，到公社开办的林场，当了一名知青，高考恢复后又考取了来凤师范学校。1979年，张建国从师范学校毕业，希望父亲能帮忙让自己分到镇上的学校教书，又一次被父亲拒绝了。
“村里更需要老师，我帮不了你，就算能我也不会帮你”最后，张建国被分配到了一所村小学教书。
要自立，张富清更要求孩子们自强
“你说要做对祖国有用的人，但是你不学知识，不读书的话，你干什么？怎么做有用的人……”小儿子张健全依然记得，1978年，他高考失利后萎靡不振，不想再读书考试。当时，父亲正在恩施地委党校学习，得知情况后，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措辞严厉地要求他沉下心来，复读备考。
第二年，张健全再进考场，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大学。当时正逢哥哥张建国从师范学校毕业，张富清特意买了两根香肠，一家人加了一道香肠炒白菜。一顿饭下来，白菜吃完了，香肠大家却都舍不得吃，张富清把它们一片一片夹到了孩子们碗里。
“现在回头看，父亲是很爱我们的，他的不近情理其实是为我们好，让我们知道要靠自己，走正道。”张建国说。这份“不近情理”，他们同样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张富清的孙子辈现在大多在做临时工，一个孙媳妇刚刚入职距县城几十公里的农村学校，“都是靠自己”。
张富清深藏功名的事迹在网络热传时，孙女在一篇朋友圈热文后跟了帖。孩子们把跟帖内容读给张富清和老伴听，张富清原以为是孙女私下写的心得体会，后来一听是公开的，马上“转喜为怒”，给孙女打了电话：“今后你写心得体会，给爷爷奶奶看一看就行了，怎么能到社会上张扬呢？你不要希望靠这个沾我的光，我帮不了你爸爸他们，更帮不了你……”老爷子的认真劲儿让孙女哭笑不得，大家连忙解释，强调孙女只是表达一下心情，不会“沾光”，张富清这才放了心。一家四代人，6名党员，后辈们都兢兢业业、本本分分工作，为国家和社会作着贡献。张富清老人欣慰地说，这是他最高兴的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福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应当认真学习的榜样。要学习他艰苦朴素的精神，不忘初心，一生为人民谋幸福；要学习他勇于拼搏的精神，不畏艰辛，一路为祖国求发展；要学习他甘于奉献的精神，勇于担当，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黄旭华——有国才有家
黄旭华，男，汉族，1926年3月出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海丰，中共党员，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土。曾先后担任我国核潜艇工程第一代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隐姓埋名30年，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主持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领导团队突破了核潜艇最关键、最重大的七项技术，实现了我国核潜艇装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壮举，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2019年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2020年1月，获得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家风解读：谈起家，黄旭华首先说到的总是自己的父母：“我在工作当中，如果有一点成果，这些因素除了党的教育培养外，都是受我父亲母亲的影响。”
黄旭华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学成之后离开富饶的祖籍广东揭阳，来到了相对贫瘠的海丰县田墘镇定居，“那里地方病很多，最穷最需要医生。他们有这个思想，就是做医生不是要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需要的地方”。
父母这种不图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黄旭华心中深深埋下了种子。但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改变了他的从医志向，开始毅然追寻“造船造舰”抵御外侮的报国梦想。
20世纪50年代，黄旭华被调往北京，参加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与设计。为了恪守对组织的承诺，不对外透露工作单位、工作性质，从1957年到1986年，近30年时间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至去世都没有见到他。老母亲93岁才终于又见到儿子。
1987年，《文汇月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黄旭华把这期《文汇月刊》寄给母亲，母亲将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将其他子女们都找过来，讲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母亲的话传来，黄旭华哭了。“俗话说忠孝难两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黄旭华能够如此专心投入的工作，离不开妻子李世英一直以来的坚守。
1956年，黄旭华与李世英结婚，两年后便赴京参与核潜艇研制。黄旭华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家里的事情几乎全靠李世英打理。冬天每月供应的300斤煤，全部由她用簸箕一趟趟搬回家；地震了，她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儿，拉着大女儿去住安置帐篷；大女儿黄燕妮上学途中跌入雪坑昏迷，李世英独自一人在床边守候了9天9夜…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为了家里的一件事情把丈夫从工作中叫回来。
黄旭华说，“我们从来没有跟对方讲过一句我爱你，或我要给你什么荣华富贵，但是我们一直是心心相印的。为了国家的事业，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促进，这就是爱的实际行动。”
在父母的言行中，家中慢慢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家风。他们总是对孩子们讲：“不仅要学知识、学本领，更要做一个有人性、有人格、有尊严的人。自己一辈子干什么都要想到国家，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决不做损人利己的事。”
大女儿黄燕妮和父亲一样，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小女儿黄峻则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武汉广播电视台，将宣传工作当作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又选择回到武汉，回到了原来的岗位。黄峻说，“留学、取得博士学位，不是为了找个更好的工作，是要让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变得更好。”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从事对外宣传的她早早就开始了工作，积极宣传武汉的抗疫努力和武汉重启后的新生。
女儿们说：“我们可能作不了像父亲那样大的贡献，但他忠于国家、热爱事业的信念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才能对得起自己和家人。”
5. 钟南山——我只看病不看背景
钟南山，1936年出生，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20年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
家风解读：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知名儿科专家。给小孩子看病时，不论孩子怎么哭闹，钟世藩都始终保持耐心，并且坚持实事求是，绝不会多开一分钱的药。因为他认为小孩子有个恢复的过程，有时靠自身的免疫力就能好。
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钟南山。因为钟南山名气大，通过各种途径来看病的人不少。但不论病人是什么身份、职业，他都坚持亲自检查、问诊，看完一个病人至少30分钟。八十多岁的他仍坚持每周出诊。因为在他眼里，病人最重要。2003年，钟南山领导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了非典型肺炎救治的技术核心与攻坚重地，一句“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这里来”铿锵有力。钟南山家的门框上，有一颗生锈的钉子，大扫除的时候，保洁员建议拔掉，“这是非典时期，我丈夫病倒后打吊瓶用的钉子，留着做个纪念吧。”2020年，84岁的钟南山又一次挺身而出，奔赴武汉抗疫一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他再次作出“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庄严承诺。
女儿钟惟月提起钟南山时说道，“父亲对病人就像对亲人一样好，甚至比亲人还好。”这种医德同样体现在钟南山的儿子钟惟德身上。钟惟德在泌尿外科工作，有次，患者陈师傅因患有膀胱癌，有的医生建议做手术切除膀胱，陈师傅找到钟惟德，“我还有三个小孩要养，手术后挂着尿袋，就没办法给客人理发挣钱养家了，能不能保守治疗？”在钟惟德的精心治疗下，陈师傅的病情已经维持了六年没有恶化。在钟惟德的心里，这是爷爷、父亲经过多年树立起来的，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理念，他要继续传承下去。
一家三代人，秉承着仁心仁术的医家风范，践行着从医的初心。钟家人不服输的性格和顶天立地的风骨代代相传。
6. 麦贤得——“钢铁战士”的家风
麦贤得，1945年出生，原91708部队副队长，2017年获“八一勋章”，2019年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麦贤得在“八六”海战中，被弹片打进头部右前额，几乎致命。但是，他仍顽强坚持战斗了三个小时，直到战斗胜利。
麦贤得与妻子李玉枝结婚后，生有一儿一女。他对两个孩子管教极严，样样参照军人的标准。
有一次，儿子麦海彬写作业，因为头离桌面太近，麦贤得大发脾气。儿子哭着，跑到妈妈李玉枝面前告状。“爸爸是希望将来把你送到部队去，像他一样当兵，近视了可就去不了了。”麦海彬长大后，成为了海军中的一员。他在军营极其低调，谁也不知道他是英雄的儿子。1996年9月9日，强台风在湛江沿海登陆，麦海彬所在的战舰钢锚链被挣断了。“要赶紧向舰长报告。”被大风刮倒的他奋力挣扎起来，冲向前，用尽全力推开水密门。这个场景，让他想起几十年前，“八六”海战中的父亲。他突然懂了父亲为什么是英雄。消息终于发出去了，战舰在狂风巨浪中化险为夷。麦海彬因此被授予个人三等功。
而女儿麦海珊也是一名海军战士，在执行一次安保任务中，荣获个人三等功。
一代一代传一代，这是麦贤得经常说的一句话。儿女分别用军功章，阐释着对这句话的传承与坚守。兄妹二人从不靠父亲的任何光彩，转到地方之后，也认认真真工作，时刻牢记父亲定下的家规，“信仰不许丢，正气不许丢。谁在外面打我的旗号，办不该办的事，不让进家门；谁在外面搞歪的邪的，不让进家门。”作为钢铁战士，麦贤得有着钢铁一样的信仰。儿女们像他一样，传承着有信仰、讲正气的亮节高风。
7. 程开甲——以家作“铠”为国铸“盾”
程开甲， 男，汉族，1918年8月出生，江苏吴江人，中共党员，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11月逝世。他在技术上设计和主持了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两弹结合、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地下竖井方式等六个首次在内的几十次核试验，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开创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八一勋章”。2019年9月，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他在家里的故事不多，但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谈起父亲程开甲，程漱玉娓娓道来。
2000年，程漱玉开始参与收集、整理父亲一生走过的“路”，父亲的形象也在心中越发清晰起来。
“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生钻研科学、一生为了国家，不断创新、拼搏、奉献。他的科学人生就是我们的好家风。”程漱玉说。
1964年10月16日15时，那一声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东方巨响”响彻天际，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圆满成功。
为了这一声“东方巨响”，无数科学家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便是其中一员。2014年1月，程开甲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为程开甲颁发奖励证书。
隐姓埋名，为国铸盾。从首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程开甲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都留在了大漠戈壁。
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程开甲生前说过：“常有人问我对自身价值和人生追求的看法，我说，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正因为这样的信念，我才能将全部精力用于我从事的科研事业上。”
“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祖父程敬斋早早为程家未来的长孙取名“开甲”，意为“登科及第”。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1931年，他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在这所以爱国爱校爱科学为校训，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的学校，他接受了6年“中西合璧”的教育和训练，立志成为科学家。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然而，那时的中国正遭受日寇蹂躏，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整体西迁。他们不断地搬迁，最后抵达贵州湄潭，持续时间1年多、行程2600多公里。
泱泱中华之大，却没有一张供学生安心读书的课桌！这让程开甲深深明白——落后是中国挨打的原因。那时起，“科学救国”的信念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46年，程开甲被英国文化委员会科学史大师李约瑟博士推荐留学英国，幸运地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丁堡大学教授玻恩的学生。
1949年的一天，在苏格兰出差的程开甲，看到电视播出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在长江游弋阻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遭解放军数十枚炮弹击伤、举起了投降的白旗。那一刻，程开甲腰杆挺得笔直。“我当时真是高兴啊！我就知道，我们有一天能够这样子的！”90多岁时，程开甲还时常提及此事，他说：“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新中国一成立，程开甲就决定回国。不少外国同学劝他留下，对他说，“中国穷，中国落后”，等等。他当即回答：“不看今天，我们看今后！”
主持制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塔爆”方案
有人说，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发表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有一个数字可佐证——他献身核武器事业的20多年间，公开发表论文数为零。
可在这20多年里，程开甲在技术上研究、决策、主持了包括我国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首次地下平洞方式和首次地下竖井方式等6个首次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科学地规划筹建了多学科、高水平的核试验技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时间回拨至1960年夏，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递给程开甲一张纸条，说：“北京有重要任务需要你去，明天就去报到。”按照纸条上写的地址，程开甲第二天就赶到了北京。
从此，“程开甲”这个名字进入了国家绝密档案，他毫不犹豫地服从这一重大转变，成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任核武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负责原子弹爆轰条件和状态方程的研究。当他采用粗估法估算出爆轰条件，负责原子弹弹体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地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了我们的大忙。”
1962年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提上了日程。程开甲被任命为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挑起难度极大的重担。面对理论和技术上的一片空白，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程开甲主持制定了《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制定了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在百米高铁塔上爆炸的方案。后来，当朱光亚院士回忆“塔爆”时说：“它不但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时间提前了，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试验项目，用来监测原子弹动作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其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从这一天起，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美苏英为遏制我国原子弹技术的发展，图谋签订“全面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早在我国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紧张准备的1963年，程开甲便已开始准备地下核试验。
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方式核试验成功；1976年10月14日，首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成功。这些试验的成功，打破了美苏英的遏制，为我国核试验的发展赢得了主动，对核武器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
程开甲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他为“核司令”。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在大漠戈壁的20多年，程开甲历任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同时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副院长。在他主持的一次次试验成功的背后，是严谨科学、周密细致和万无一失的安全保障，是程开甲的创新拼搏和舍己奉献精神。
安全问题是核试验的头等大事，对此程开甲任何时候都没有懈怠过。当时，由于地下方式核爆产生的辐射对产品重要测量的干扰问题十分严重，王乃彦院士说：“是程开甲研究出办法，在任务中攻克这一难关。我们九院、九所一致认为这次任务测量全面过关。”
为了解地下核试验的设计和爆炸产生的效应，程开甲提出1年半后进行开挖。开挖后，地下核辐射很强、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岩体存在破碎坍塌的危险，但他坚持进现场实地察看，这在世界试验史上还没有先例。他还多次进入主坑道、测试廊道和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室，只为做到心中有数。
我国首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前，程开甲坚持要坐吊篮下井。因风险大，没人同意他坐如此简陋的吊篮下去，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孙洪文实在拗不过他，只得说：“最多下到100米，多1米都不行。”这次“百米探底”的冒险，为程开甲改进竖井核试验设计方案，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认识。上来后，他说：“看到实际情形，心中就踏实了。”而当核爆炸“零时”一过，他又立即赶到爆心地表勘察现场。尽管地表的强辐射让随身剂量笔尖叫不止，但他仍坚持巡察一周。他说：“那也是我的生命，你说我能不去吗？”正是程开甲和战友的付出，我国取得了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我国核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程开甲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他还指导、开创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领导并推进了我国核试验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满足了不断提高的核试验需求，支持了我国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运用。
87岁时，程开甲亲笔写下：“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探索未知，坚韧不拔耕耘，勇于攀登高峰，无私奉献精神。”这正是他一生所坚持和奉行的，也是他科学人生的真实写照。
短评：以身许党报国的道德标杆
一片赤诚，一生奉献，程开甲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相连。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究竟是什么让程开甲毅然回到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究竟是什么让程开甲矢志不渝开拓我国核武器事业，终身与“魔鬼”打交道？究竟是什么让程开甲隐姓埋名、呕心沥血，在绝密领域执着坚守？是以身许党报国的赤子之心，是终生为国铸盾的奋斗情怀。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初心易得，始终难守。真正的楷模，是终生不改其志、不变其节。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程开甲都能胸怀炽烈如火的初心，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
面对新的征程、新的使命，我们需要大力弘扬程开甲这种以身许党报国的精神，引领更多人把个人志向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之中，勇担时代使命，不畏艰难险阻，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汇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8. 韦昌进——要有本事更要守本分
韦昌进，一等功战斗英雄，2017年被授予“八一勋章”，现任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
家风解读：1985年7月，韦昌进在一场边境战役中左眼眼球被打落，但他坚持战斗，并在敌人爬上阵地后大喊“敌人上来了！为了祖国，向我开炮，我牺牲后希望能追认我为共产党员”。所幸，之后敌人被打退，韦昌进等幸运地活了下来。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能因为我曾经立过战功，就向组织提条件。”1986年6月的一天，在江苏省溧水县白马镇官塘村，一场瓢泼大雨让村民韦日华和妻子汪生兰有些措手不及。回家探亲的韦昌进赶紧帮父母清理家中积水。“爸妈，你们受苦了。”同行的县武装部政委赵明才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去就跟县里申请，政府出资帮你们翻盖新房。”一听要麻烦组织，韦昌进马上摇头，“赵政委，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临走前，韦昌进叮嘱父母，千万不要觉得儿子立功了，就提这样那样的要求。
结婚后，韦昌进很少在家里提起往事。妻子和女儿都是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他的英雄事迹。问他时，他只是说，“你们要记住，我不是什么英雄，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才是英雄。”
在工作岗位上，韦昌进也很清楚，过去的荣誉不能代表将来的成绩，今后的路还得靠自己踏踏实实走。他经常教育女儿舒怡，“不要借爸爸的光，要学会自己发光。”2017年10月，女儿韦舒怡决定考研，录取名额只有一个，父亲安慰她，“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就上，考不上就不上。”同学们也让她放宽心，“你家这个情况，不可能考不上。”韦舒怡心里明白，要想不被人看扁，不给爸爸丢脸，只能用成绩来说话。于是，她抓紧一切时间复习，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不以英雄之名，不借荣誉之光，要有本事，更要守本分，心怀家国，脚踏实地，英雄的故事仍在继续。
9. 于漪——教书育人传师表
于漪，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全国首批特级教师，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称号，2019年获“人民教育家”“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20世纪50年代，于漪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于漪认为，老师一言一行都体现着价值观，自己有“中国魂”，才能培养学生的中国心。1985年，她担任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后，注重抓师德教育，引导两代师生用“一颗红亮的心”来“装国运，装教育，装学生，装责任，装追求”，着力提升学校老师、师范生的“家国情怀”。
不仅如此，于漪也用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践行着“把学生装进心里”。一次，学生肖龙宝发烧后躺在宿舍里，吃不下饭，于漪来看她，得知肖龙宝想吃一口从来没吃过的面包时，于老师立即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买了一个回来。在生活困难的年代，她经常这样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
在教育事业中坚守的于漪也十分注重引导自己的孩子。1964年，儿子黄肃过生日时，于漪送他一本《雷锋日记》，在书的扉页，她写下“肃儿，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孙女黄音从事教育工作后，于漪多次跟她讲，“当老师不仅是传授知识技能，顶顶重要的，是培育学生的中国心。”在于漪的谆谆教诲下，家人都把教育作为事前国家未来的事业，把为国育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儿子黄肃在凯慧中学教历史的时候，将学生们视同自己的儿女，执教极为用心，并且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之情。
于漪对物质生活非常淡泊。2002年，于漪从一线岗位上退休，不少教育机构看重她的名气，纷纷以高薪来聘请，但她都拒绝了。爱人黄世晔同样是一位不争名利、崇尚节俭朴素的人。在复旦大学从教多年的黄世晔总把晋级教授的机会让给年轻教师，直到校领导多次做工作，他才同意晋升。离休后的黄世晔生活更是简单朴素，一件于漪给他织的毛衣穿了很多年。在两人的示范教育下，勤俭节约、不慕虚荣、不贪名利成为全家的行为准则。“奶奶的内心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简单纯粹，有的只是对教育、对学生、对国家的满腔深情。直至今日，她的价值观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
10. 王有德——不能落下一个坏名声来办事
王有德，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2019年9月，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父亲说过，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不能落下一个坏名声来办事。”王有德投身治沙事业40多年，团结带领白芨滩林场职工，营造防风固沙林60多万亩，被大家誉为“大漠赤子”。在很多人眼里，他堪称伟大。而王有德却说，父母是最伟大的人。
在王有德眼里，父亲不仅廉以修身，以身作则，还及时督促子女守纪守法。1986年的一天，王有德正带领职工在北沙窝果园开展建设。突然，工地的空心板滑落，王有德推开身边人，冲上去用身体阻挡。结果职工脱险了，他的肋骨却被砸折。没过多久，王有德的家人跑来工地报信，说母亲的脚扭伤了需要换药。可工程正处于紧要关头，他根本抽不出身。另一方面，他也因身体受伤躲着母亲，怕她见了担心。于是，王有德就托职工王建国骑着三轮摩托车带母亲去换药。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批评了他很久，“你派公家人开着公家车给你母亲换药，你叫群众怎么看你，你的工作以后怎么推动呢？”王有德承认了错误，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
为了改善林场职工们的待遇，王有德给职工们定下子女上学给奖学金的制度。但是，他却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排除在外。
除了大公无私，王有德还继承了廉洁家风。苗木商人为了让他照顾自己的生意，悄悄送去礼金。“我只要幼苗按期保质保量到手，别的不要。”
退休后，王有德依然坚守在治沙一线。而每个周末，两个儿子也都会带上家人到林场义务植树，传递着以身作则的家风要求。风吹过绿林，仿佛是无言的表达。这伟大的事业是植树治沙，也是传递家风，引导后人。
11. 王继才——一家三代守护同一面旗帜
王继才，江苏灌云人，曾任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开山岛村党支部书记，2019年2月获评“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同年9月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在我国黄海前哨，有一座小岛，名叫开山岛。曾经的开山岛没水、没电、没粮。当地人说，在上面活着都难，更不要说守。1986年，驻守开山岛的部队撤编，王继才选择上岛守岛。“当年日本人侵略连云港，就是在开山岛歇的脚。开山岛不能没人守。”面对丈夫的坚定选择，妻子王仕花毅然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前去陪丈夫一起守岛。“他守着岛，我就守着他。他守着国，我便守着家。”
不论刮风下雨，王继才夫妇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开山岛虽小，但领土神圣，必须升国旗。”国旗最早是父亲王金华给的。王金华是老党员，解放战争期间，曾带领支前小推车队伍，参加淮海战役保障工作。“守岛呢，就像守阵地一样，要有信念，人在旗在。”在信仰中坚持，在坚持中传承。
王继才夫妇在海岛坚持升国旗的同时，在子女的心里也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儿子王志国高三那年，摔断了胳膊，姐姐托人把消息带到岛上，结果父亲只让人捎来100元钱和一句话，“开山岛离不开我。”王志国听后很不是滋味。“在父亲的心中，开山岛比儿子更重要。”后来，他明白了父亲的苦心，父亲不是无情冷漠，而是职责在身，使命重大。研究生毕业后，王志国放弃了高薪企业工作，选择成为一名边防军官，和父亲一样卫国戍边。
涛拍孤岛岸，风颂赤子心。——守岛32年的王继才虽然走了，可他爱国奉献的精神，像开山岛夜空的灯塔一样，永远闪亮。
12. 朱彦夫——不做特殊公民
朱彦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7月出生，山东沂源人，一级伤残军人、曾任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2014年3月，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015年10月13日，被授予“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2019年9月17日，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9月25日，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2年3月，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
家风解读：在张家泉村，朱彦夫对子女是出了名的严。“不做特殊公民”，就是朱家的铁规矩、硬杠杠之一，谁都碰不得。
“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凡事不能搞特殊。”朱向欣说。
1958年，朱彦夫带领村民们修大寨田。为了带好头，他让妻子陈希永去当劳动力，帮着推土。妻子从小在海边长大，没推过独轮小车，总找不到平衡，一推就倒，摔得人仰马翻，又羞又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向欣他娘，别在这受罪了，快回去吧，又不缺你这车子土。”乡亲们看不下去，劝陈希永算了。朱彦夫坚决不同意：“不会就学，谁生下来就会！”
孩子们一放学，朱彦夫就让他们到生产队地里锄杂苗、捡棉花、摘烟叶，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女儿朱萍记得6岁那年，被父亲安排去摘花椒。看到苹果快熟了，她馋得不行，想吃又不敢吃，就爬到树上偷偷咬了一口，“当时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又没摘下来，不算数”。
乡亲们看到后当成笑话传来传去，传到了朱彦夫那里。他把朱萍臭骂了一顿：“集体的便宜谁也不能占！你一口，他一口，不早把集体吃光了？”这之后，收花生、刨地瓜这种有机会“偷吃”的活计，朱彦夫再也不让孩子们去干了。
朱向欣说，父亲干什么事都会先考虑影响。她记得7岁那年跟着奶奶去拔猪草，表姑随手掰了4个玉米棒，硬塞到她怀里。回到家刚要煮，被父亲看到了，他火冒三丈，非让把玉米送回去。
小向欣捂住锅盖据理力争：“这是表姑非要给的，又不是我摘的！”
老母亲也忍不住埋怨：“孩子们跟着你沾什么光了？”
朱彦夫把拐杖敲得铛铛响：“我不当村支书，别人会给你吗？咱家搞了特殊，我这个书记还怎么当！”
朱向欣只好含泪把玉米给送了回去，好几天没理父亲。
村里移风易俗，每次朱彦夫都先拿家人“开刀”。家里六个孩子结婚，没摆过一次席、收过一回礼。
别看朱彦夫铁面无私，好像不近人情，其实他对家人爱得很深。朱向欣记得小时候睡觉常蹬被子，父亲总是半夜起来，小心翼翼地装上假肢，用嘴衔着油灯，一步步挪到孩子们床前，帮他们塞好被子。
1996年，朱彦夫历尽艰辛撰写的《极限人生》付梓出版。当天晚上，他把六个子女叫来，郑重地送给每人一本，并用残臂在扉页上认真签写自己的名字。他特意跟几个女儿说：“当年，对你们关心不够，结婚都没件像样的嫁妆。这本书算是给你们补上的嫁妆！”
爱子女，当为之计深远。物质财富终有耗尽的一天，精神财富却能受益终生。儿女们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朱向欣1986年从临沂师范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沂源县实验小学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她曾先后三次走进朱彦夫先进事迹报告团，跟县里、市里，甚至省里的宣传部门打过不少交道，人也都熟。有人劝她“当老师挺累的，不如换个地方吧”，也有领导挽留过她，但朱向欣都拒绝了。她说：“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不做特殊公民，我不能去沾这个光。”学校里评职称、搞评选，朱向欣也从不去找关系、走门路。“咱也不是不上进，但不能去找关系。自己上去了，不就把别人给拉下来了嘛。”
13. 李保国——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李保国，1958年出生，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知名经济林专家、山区治理专家，他带领太行山10多万农民脱贫致富，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曾荣获“改革先锋”“人民楷模”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太行山上‘流浪’，我‘流浪’是为了更多的人不流浪。”在河北省邢台市前南峪村，干旱少雨，土壤瘠薄。23岁的李保国上班不久，便带着同在河北农大林学院工作的妻子郭素萍在这里扎根安家。夫妻俩不分昼夜地奔波在山里，在前南峪村一待就是15年。他们用理论和技术，将干旱山地种上高效经济林，使穷山村成为太行山区一颗璀璨的明珠，获得了联合国“全球环境保护500佳”提名奖。
结婚几十年，这对扶贫伉俪在穷山沟里四处安家，哪里需要就去哪里。这些年，越野车这个流动的家，对李保国来说越来越重要，雨靴、工具包等在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累了就把后座放平躺一会儿，一年行程约4万公里。考虑到李保国四处奔波，河北农大要给他配专职司机，但李保国婉拒了。“我天天上山下乡，铁打的司机也受不了。”
夫妇俩常年跑在扶贫路上，儿子李东奇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做饭、做家务。受家庭影响，李东奇很早就在心理上成熟起来，养成了独立的个性和能力。对父母忙于扶贫而疏忽家里，李东奇并没有怨言。“我要努力做好自己，这也是对父母的一种支持。”
2016年，积劳成疾的李保国突发心脏病去世。2018年6月，以李保国为原型的电视剧《太行赤子》在央视热播。妻子郭素萍说：“我最喜欢片尾曲中那句，‘风吹过山林的时候，仿佛你在左右’。”古有愚公移太行，今有楷模拔穷根。李保国倾注毕生精力带动太行百姓致富，李保国和家人也住进了太行百姓心中。
14. 吴文俊——家是浓缩的国国是放大的家
吴文俊，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2001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9月，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家是浓缩的国，国是放大的家。1947年10月，吴文俊前往法国留学。在国外，他时刻牵挂着祖国和家人。他一直坚信，只有国家强大了，家庭和个人才能幸福。1951年7月，吴文俊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放弃了法国的优越条件，毅然回国。1980年，吴文俊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我国的科学文化也应像政治与经济那样，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新的伟大历史任务，恪尽绵薄。他发表的《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一文以充分史料，纠正了西方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贬低。他的很多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上，却使国外权威刊物不得不打破常规全文转载。
“数学的兴盛与否，是与国家的兴旺与否紧密相依的，我就是为了给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争口气”，吴文俊的话激励着儿子吴天骄，让他从小就懂得科研报国的道理。一天，吴天骄在家中计算一个水利工程程序，数据量非常大。吴文俊担心演算过程中出差错，夜里多次起来帮助检查是否有问题。“错一点，结果就变了，就会危害社会。”
父亲的作风于他已内化于心，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2008年，吴天骄准备评高级工程师，其他条件都符合，但是发表的论文编向理论研究，这让他心里没底，担心自己评不上。吴文俊淡淡地回应：“如果你够格，自然能评上。”以吴文俊的影响力，在院里说句话并不难，但是他认为打招呼就等于走后门，坚持没有过问。因为研究方向选择的问题，吴天骄落选了。“没有埋怨，反而很感谢父亲。是他让我明白，比职称更重要的，是做人的正直与无私。”
大象无形，润物无声。吴文俊不仅赢得了众人的尊重，更令子女耳濡目染，将热爱国家、勇于奉献的家风传承下去。
15. 顾方舟——以身作则传情怀
顾方舟，男，汉族，1926年6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共党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我国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2019年1月逝世。他将液体疫苗创新性融入“糖丸”，推广后使上百万儿童免于致残，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2019 年9 月，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44载，1万多个日夜，顾方舟以科学为利刃，心无旁骛地与传染病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把自己及家庭的辛苦，凝进了一粒小小的糖丸，换来了千万家庭幸福的甘甜，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成长。
尽管他说“一生做一事，了无遗憾去”，但40多年苦心钻研，也意味着一个家庭不同寻常的付出。特别是对于子女，遗憾伴随着他的一生。
但是，正如他说，父母以身作则，孩子看在眼里，顾方舟和李以莞这对高级知识分子父母，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让子女们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风传承。
无论是“写字条”，还是“大方桌前的家庭会议”，又或者是父母在大山里、在深夜里、在节假日加班的身影，都在无言中引导着他们、教育着他们、鼓舞着他们。
特别是“以身试药”“以子试药”的故事，更是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姿态，让子女们亲身感受到了父亲的高尚情怀，体悟着父亲为国、为民做点有意义事情的坚定信念。
“现在都立起来了。”提起自己的儿女，顾方舟说，尽管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现在他们兄妹三人都能靠自己的能力成家立业，也都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古语有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我想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作为父母，理应通过身体力行，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树立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促使他们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16. 高铭暄——家风亦道春风化雨间潜移默化
高铭暄，1928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2019年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高铭暄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而在儿女们的记忆中，这位学术泰斗是每天变着花样讲睡前故事的好爸爸，也是细致周到的顾家好手。儿子高晓东记得，小时候住的家属院里，各家都在楼道里码放蜂窝煤，自家的煤永远比别人家码得高一点窄一点。因为父亲觉得，这样可以给过路人留下更宽的路。“父亲从来不是提要求，你们要怎么做，他就是把事情做对，让你看在眼里，也就学会了。”
高铭暄在生活中的节俭，给孙子高若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时候有次和爷爷一起吃自助餐，高若辰盛了满满一盘子肉和菜，但是一会儿就吃不下了。爷爷看在眼里，“要不要我帮你分担一些？咱们把这些都吃了吧。”“爷爷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看着他一大早就帮我吃那么多泛着油光的肉，心里真是不太好受。”从那以后，不浪费食物成了高若辰谨记的道理。
家风亦道，作为一名教师，高铭暄的家风作为“传道”的一部分，也在日常往来中，深刻影响着学生的作风。有一次，学生陈冉跟高老师出差，看到老师拎的手提包已经磨得非常破旧。对此，高铭暄淡然一笑，“这包挺好，是以前开会发的，结实又特别能装东西。”直到后来这个包彻底“散架”了，他才换了一个新的，仔细一看，又是一个会议上发的装资料的包。这让陈冉从心底生出敬意。
学生朱本欣也深受高铭暄朴素作风的影响。“我现在对吃穿住这些方面，也看得特别淡了。只有搞好教研，才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德之休明，没能弥彰。像高铭暄这样在正家风、齐家规中砥砺道德追求，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责重山岳，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
17. 高德荣——在“立廉”上作则
高德荣，1954年出生，云南省怒江僄僄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贡山县原县长，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带头人。
家风解读：在高德荣任贡山县县长期间，儿子高黎明刚刚大学毕业，正处于找工作的关键时期，身边朋友便劝高德荣，“你当县长的，能帮娃娃就帮”。“当县长的娃娃可以安排工作，不当县长的百姓娃娃，谁来安排工作？”就这样，高黎明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三年后，最终如愿成为一名公务员。对于父亲的做法，高黎明没有怨言，反而很理解。“这是父亲的做事原则，我知道。”
但是父亲这种做事的原则，也曾让高黎明很受伤。那一年，高黎明与未婚妻到昆明拍婚纱照，得知恰好高德荣也因公到昆明开会。“肖大哥，我在昆明拍婚纱照。”“那刚好，等会儿咱们一起走。”高德荣得知此事之后却说道：“我们是开公车出公差，我的家人绝不允许坐。”
2019年9月29日，高德荣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高德荣深知，淳正家风是自己最好的支撑，他取得的成绩跟家里的“稳固后方”息息相关。高德荣也用言行教育引导儿女，为子女在立廉上作出了表率。在他身上，严实作风与优良家风相得益彰。
18. 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敦煌研究》期刊主编
家风解读：说起敦煌莫高窟，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影响着世界文化体系的主要有这4个国家，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很少有人知道这4个文化体系所汇流的地方就是甘肃的敦煌。敦煌莫高窟历经了我国16个朝代形成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文化古迹。
一个北大才女，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来到敦煌，没想到这一来就呆了50年，她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她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守护着敦煌莫高窟成为感动中国的国宝级老太太。
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京一户相对富裕的家庭中。她的父母都是高知识分子，她的父亲清华毕业，曾经还受聘北京大学讲师，她的母亲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一家人从北京来到了上海，樊锦诗也在上海度过了她的童年。
她的父亲很喜欢研究历史文物，樊锦诗也深受父亲的影响对历史文物比较感兴趣。在上初中的时候，历史课本中有关于敦煌莫高窟的描写。听着老师讲解的她，在内心深处对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向往。她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真正来到敦煌莫高窟看一看这个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圣地。
上高中的时候，樊锦诗就了解了北大，对北大十分憧憬。由于那时候父母工作繁忙，对于樊锦诗的学习并不是很留意。所以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她也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填上了北京大学。那个时候并不是像如今这样，先考完再填志愿，他们是先填了志愿，然后高考。从这就可看出，樊锦诗的大胆。
在高考结束之后，樊锦诗经常在家父母就觉得奇怪询问起了她的学习。父母这才知道她原来已经高中毕业并且填报了北京大学。父亲听了之后，并没有任何责怪，反而十分支持，他认为北京大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进入这所学校会让女儿感受到另一个天地。
不久樊锦诗就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进入大学不久就开始分专业。樊锦诗在读中学的时候经常和父亲去参观文物展览，从中她也了解到许多文物都是通过考古挖掘。当时她以为考古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并没有多少辛劳。所以在分专业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就报了考古专业。
进入北大校园之后，每日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她都会去图书馆看书，预习复习。她的每一次考试测验都在年级名列前茅。在图书馆学习的这段时光里，她遇见了陪伴了她一生的爱人——彭金章。两人在图书馆，相识相知相恋。
1962年，考古专业开展了临近毕业的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樊锦诗一直没有忘记中学时期关于敦煌莫高窟这一堂课，于是在分组的时候她就选择去敦煌莫高窟进行专题考古学习。这一段考古之旅，并没有樊锦诗想象的那么美好。
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条件比较恶劣。再加上那里粮食紧缺，他们一天只吃最简单的两顿馒头还有一些咸菜，很少能吃到肉食。住宿条件也非常之差，她还有几位同学一块住在破庙里屋里。在这里没水没电，更没有卫生设施，在半夜睡觉时还有老鼠从身上爬过。
敦煌莫高窟的生活，让这个原本娇滴滴的富家小姐完全吃不消。实习没多久，她双腿浮肿，重病卧床，整个人消瘦了不少。无奈之下带领着他们实习的老师，只好让她提前回家。当她拖着瘦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的时候，父母十分的心疼。
19年的分居生活
虽然在敦煌莫高窟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她观看完每一个石窟的壁画以及结构时都被深深地震撼到，这些壁画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63年，樊锦诗在毕业分配工作时被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
她父亲知道之后并不想让樊锦诗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就写了长长一封请求信想让院里的领导重新分配。然而这封信并没有送出去，而是被樊锦诗偷偷留了下来。她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忘记敦煌莫高窟那精美的壁画，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守护这份千年文物。
父亲知道之后，他只能尊重樊锦诗的决定。就这样樊锦诗又再次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当初实习的感觉又回来了。当她看到那些精美的壁画时，已经忘记自己身处在贫困的大西北，而是沉浸在这绝美的千年古迹中。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由于毕业时两人都分配在了不同的地方，一个在大西北的甘肃，一个在武汉。樊锦诗无法放下敦煌，于是这对新婚夫妇就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直到1986年，丈夫彭金章才争取到了调动，他主动放弃了自己亲手创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选择跟随妻子来到甘肃，改行研究佛学考古。樊锦诗经常感慨，如果没有丈夫的支持，就不会有后来的她。她独自一个人也无法在敦煌坚持大半辈子。
1998年，樊锦诗出任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为了能够让游客进行还能保持敦煌莫高窟的容貌不发生改变。65岁的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要利用数字技术给敦煌莫高窟里的每一处角落建立一个数字档案。
最终在她的推动下，敦煌石窟30个洞窟的高清图像上传到了他们所建立的"数字敦煌"资源网，可以方便全球各界对敦煌莫高窟感兴趣的人进行观赏。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缩短了游客的滞留时间，使洞窟，得以休养生息。
如今敦煌莫高窟已经能够利用先进科技对旅游开发以及保护进行不断的创新。既提高了游客的观赏效果，又极大地保护了敦煌莫高窟。2004年樊锦诗被国家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除了技术开发保护之外，她还一直鼓励推进国际合作，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2019年，她还获得了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荣誉称号。如今82岁的她仍然身居大漠，全身心致力于保护敦煌莫高窟。
在这50年的时间里，樊锦诗将青春奉献给了敦煌莫高窟，这个国宝级的老太太在青春岁月只身前往荒漠的故事令人深受感动。或许对她来说她所做的不过是很普通的事，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看出她的伟岸。
19. 张伯礼——传承国医国粹坚守清廉本色
张伯礼，男，汉族，1948年2月出生，河北宁晋人，中共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主持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指导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取得显著成效，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2020年8月，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2021年11月，荣获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家风解读：他是忘我奉献的“人民英雄”，也是笑容可掬的“张大夫”；他是勇攀高峰的科学家，也是立德树人的教育家；他是严苛的父亲，也是慈爱的导师……无论有多少重身份，张伯礼始终铭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为人民工作。2003年，55岁的张伯礼在抗击“非典”前线作出“不负人民”的承诺，17年后战新冠，岁月虽然沧桑了白发，但誓言未曾改变。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2020年1月26日，临危受命、星夜赴汉的张伯礼出发前写下了这句铮铮誓言。从1月27日开始，他多次进入“红区”，白天指导会诊、调制处方、巡查医院，晚上开会研究治疗方案。2月16日，劳累过度的张伯礼胆囊炎发作，他不想耽搁分秒，只想保守治疗，直到中央指导组领导强令其“不能再拖，必须手术”。
术后第一天，张伯礼便开始处理文件。第二天，在连线中国工程院召开的视频会议前，因担心病情为外界所知而影响士气，他把自己的上衣套在病号服外，衣领拉高，在病房角落的木椅上坐了整整4个小时。术后第三天，张伯礼便再次投入一线战斗，他乐观又风趣地说:“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这儿了。”
担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后，张伯礼曾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他告诉家人:“我是校长，有一定的权力，咱们今天立下规矩，涉及工作上的任何事，不能在家里说。”遇到亲戚朋友请他帮忙给孩子介绍工作或者想参与有关项目合作时，他从来都是简单地用一句话堵回去:“走正规途径!”张伯礼的妻子赵老师有时还要买点东西去亲戚家上门解释:“老张实在为难，这事不能办，他也办不了啊。”
2014年，张磊接到滨海新区中医院理事会办公室主任的任命。父亲提醒他:“公家的东西要做到不贪不沾，守住底线。能力不行可以提高，在廉洁自律上出了问题，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张磊谨记父亲的教诲，为规范医院运行机制，他重新梳理流程，细化责任分工，制定了一系列人财物内部管理制度。
在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后，张伯礼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穿了一件深蓝色短袖衬衣。这件衬衣，两年前因为有一块洗得太白，张伯礼还自己动手补染过。张磊说:“父母一直教诲我们，衣服不在新旧，干净整洁就好。记忆里我和妹妹穿的都是旧衣服。哪怕过年也几乎没买过新衣。”
张伯礼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却对中医药事业和学生十分慷慨。他把吴阶平医学奖、世界中医贡献奖等个人获得的全部奖金都用于助学，设立“勇搏”助学金，目前已捐资400余万元。春节，他陪未离校的学生吃饭；中秋，为学生准备月饼；学生生病，他买营养品送去；学生家庭困难，他悄悄为学生交学费；冬天，给数十名贫困学子准备棉服，还一定记得样式各不相同，不忘保护好学生的自尊心……他说:“爱是教育的基础。”他的学生说:“他给我们的爱，是父亲的爱，是家人的爱。”
20. 叶聪——包容家风孕育创新精神
叶聪，“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主任设计师、首席潜航员，“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副总设计师，“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2021年6月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提起家风，这位“深海的哥”最先想到的词是包容。“从小父母给我的空间很大，只在大是大非上划出底线，他们很乐于看到我做出独立的选择。”父母充分的包容赋予了他求新求变、向上向前的勇气，在科研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而叶聪也一直用这种态度来激励同事们，敢于打破科学上的思维定式，实现新的突破。
“蛟龙”号试航开始后，叶聪在岸上的时间不多，能够和家人相聚的时间就更少了。与妻子度蜜月的时候，叶聪接到了出航任务，立即结束行程奔赴海上。对此，妻子没有半句怨言。“她很懂我，她知道我在做的是一份多么有意义的事。”
2012年，“蛟龙”号突破7000米深度，叶聪作为“蛟龙”号代表，与距地面343公里的“神九”宇航员进行了“海天互动”。家人从电视上看到这个场景，激动溢于言表。“我能感觉到，家人在和我一起见证这项事业的发展，这让我充满力量。”
在对女儿有限的陪伴时间里，叶聪很注意将自己受益良多的家风传递给孩子。正面清单不设限，让孩子的奇思妙想有发挥空间。负面清单很明确，不能做的事坚决不能碰。这就是“深海的哥”的不凡家风，代际接力，润物无声。
21. 吴良镛——父子同道为国为民
吴良镛，男，汉族，1922年5月出生，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清华大学教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协助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主持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等多项重大工程和科研课题；创立的人居环境科学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等。2012年2月，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2月，获得“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并获评“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
家风解读：吴良镛出生于南京，其祖父经营缎业，深知“积财不如积德”，热心公益事业，周济穷人。吴良镛至今还记得家中大门的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
在优良家风的影响下，吴良镛读书刻苦勤奋，立志向上，他怀着“从事建筑行业、重新修整惨遭蹂躏的城乡”的心愿，走进了中央大学建筑系。后经梁思成推荐赴美留学深造。
学成后，吴良镛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经过一步一个脚印地辛勤探索和实践，成为新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七十余年来培养了近百名硕、博研究生，在国际建筑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凝聚力和领导力。
吴良镛80多岁时依然坚持每天全天上班。他习惯凌晨4点起床，工作两个多小时，再合上眼眯一会儿，然后带上夫人备好的午餐，出发去上班。吴良镛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这或许正是他对事业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期许。
吴良镛为建筑事业倾注一切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儿子吴晨，父子之间谈论的话题总是脱不开建筑领域。吴晨在英国求学期间，继承了父亲勤劳刻苦的精神，挑灯夜读是家常便饭。学业有成后，带着“城市复兴”的理念，他回到了祖国。
父子成为同行，吴晨更愿意称呼父亲为“吴先生”。先生，既是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敬重，也是为了增进作为同行的亲近感，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吴晨不想强调二人之间的父子关系，更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来打拼。
在父亲这座高山面前，吴晨除了景仰，还有孝顺。与通常理解的孝顺不同，吴晨觉得，“如果有幸跟他们的专业一致，我们就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思想能够一致，那便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孝顺”。这份更深层次的孝顺，吴晨做到了，2014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这些荣誉称号，正是对这份父子相继的事业最好的注解。
22. 张飚——老实做事清白做人
张飚，中共党员，1952年9月出生，陕西蒲城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正科级检察员。他始终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恪尽职守，秉公办案，认真履行检察职责，用实际行动和工作质量唤起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荣获“改革先锋”“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检察官”“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1950年，在戈壁荒滩上，王震将军号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起一座新城。张飚的父亲张世英和千千万万第一代兵团人一起，用青春和热血谱写出亘古荒原变绿洲的创业之歌，父辈在建设兵团过程中排除万难、砥砺奋进的精神也深深烙在了张飚身上。张飚回忆：“父亲很少提及他以前的工作和荣誉，只是从我参加工作后，一再叮嘱我要‘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父亲的影响下，“老实做事、清白做人”成为张飚一生的立身准则。
1970年年底，张飚参军入伍，成了一名边防战士。6年的部队生活，越发练就了他正直的品格和坚韧的意志。1980年2月，已经转业的张飚经推荐进入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一干就是32年。监所检察工作异常琐碎，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初心，在这些看似平凡而琐碎的“小事”中看到了不凡的“大事”：“一个细微的差错就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族以至几代人的命运，要对他们的人生负责。” 2007年，在一次监区巡察中，张飚发现并依法受理服刑人员张高平不服判决、坚称无罪的申诉后，针对案件诸多疑点，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各种压力，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5年多时间里，他坚持不懈地依法开展查证工作，直至张高平、张辉叔侄被改判无罪，让公平正义得到伸张。
只有踏踏实实，才能让每个案子清清白白，自己才能活得清白坦荡。这既是张飚的人生主色，也成为他家代代相传的家规家训。
23. 郭明义——房子可以不宽敞但心一定要敞亮
郭明义，1958年出生，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齐大山铁矿生产技术室公路管理业务主管，2018年获得“改革先锋”荣誉称号，2019年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自1996年担任采场公路管理员后，郭明义在采场上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尽心尽责守护铁矿，脚印遍布40多公里的采场公路，义务献工2.1万多个小时；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6.5万多毫升；为困难群众捐款捐物，累计捐款54万多元。
然而，多年来，郭明义一家一直住在矿区那套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里。“水泥地，白灰墙，木门窗，一张老式双人床，女儿的床就摆在门厅，他家就是这么简单。”为了把房子让给困难职工，单位几次福利分房，郭明义连换房申请都没交。看到别人搬进市里的大房子，妻子孙秀英说，“住个好一点的房子不是更舒服吗？女儿这么大了，不能一直睡门厅吧？”“如果心窄，给再大的房子，也不会觉得宽敞。咱们家感情这么好，住哪里都一样舒舒服服。”一番话把妻子也逗乐了，再没提过换房的事。后来，有人提出用市价购买郭明义的分房指标，郭明义断然拒绝，“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做这种事。”有人不理解，郭明义把钱都捐了，给家里留了啥？妻子孙秀英却说，“老郭很爱这个家，跟他过日子，踏实！”女儿郭瑞雪给父亲写信，“40平方米的房子不大，但很温暖！”房子可以不宽敞，但心一定要敞亮，这是郭明义一家对爱与幸福的共同定义。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爸爸是我的人生教科书，我会永远读下去！”
24. 黄大年——至诚报国传家风
黄大年，1958年出生，著名地球物理学家。2017年5月，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17年12月，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黄大年的父亲都是地质学校的教师。学员中有很多是从战场上归来的英雄战士。他们常和子女讲述这些英雄的故事，教育他们要爱国，先有国才有家。除此之外，父母还经常给黄大年讲钱学森、李四光的故事。在父母的引导下，他从小就对科学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意识到人才发展对国家的意义。
1993年，黄大年前往英国深造，是同批留学生中，唯一来自地学领域的博士生。2004年3月，父亲病危，当时黄大年正在海外1000多米的大洋深处进行技术试验。父亲在临终前留下嘱托，“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黄大年含着泪把试验做完，再次回到陆地时，父亲已经入土为安。两年后，母亲临终前留下的还是那句话，“你是有祖国的人，早点回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黄大年以报效祖国弥补对父母的愧疚。2009年，他回国后进入吉林大学工作。作为首席科学家，他组织全国400多位优秀科技人员，开展“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等重大项目攻关研究，推动中国真正进入“深地时代”。高强度的工作，黄大年一干就是7年。由于积劳成疾，2016年11月29日，黄大年晕倒在飞机上。他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黄大年对祖国深沉的爱，感染着女儿黄潇。“我爸爸这一辈的人，都有一种爱国精神、报国信念。我们这一代也应该这样。”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逝世。科学星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悄然陨落。如今更多的“黄大年们”燃烧一腔热血，薪火相传，赓续爱我中华的精神血脉。他们的生命在为祖国澎湃！
25. 谢高华——为民敢当先治家不破例
谢高华，男，汉族，1931年11月出生，浙江衢州人，中共党员，1952年2月参加工作，2019年10月逝世。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浙江省义乌县委书记，衢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衢州市计生协会会长等职。2018年12月，获得“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并获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2019年9月，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家风解读：1976年3月，谢高华的小弟谢朝生从部队退伍，想通过时任衢县县委副书记的哥哥找个工作。“哥哥只要一开口就可以给我安排，可他就是不说。”谢朝生直接来到谢高华办公室，恰好有一位局长正在汇报工作。得知来人是谢高华的弟弟，这位局长马上问道：“有没有工作？没有的话就到我们单位来吧。”听到这话，谢高华立即严肃地说：“你不要胡来！他不符合要求，要是胡来我就撤你的职！”
按照当时义务兵退伍的相关规定，入伍时是农民的，退伍后都应回原居住地参加农业生产。谢朝生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心有不甘的谢朝生再次找到哥哥，谢高华向他解释：“衢县有500多名退伍军人，如果我给弟弟安排工作，其他人要不要安排？”兄弟二人沉默相对。最后，谢朝生还是回到老家贺邵溪村做回了农民。很长一段时间，他既无奈又生气，认为哥哥对家人太过冷漠。后来，他开始敬佩起哥哥的坚守：“他就是这样的人，为了公家的事情可以奉献一切，但是谋取私利的底线，他绝不会突破。”
家里任何人想利用他的影响办事，即便再忙他都会特别“上心”，“甚至可以说是警觉，他知道后一定第一时间制止”。小儿子谢建彪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平时寡言少语的谢高华，话很多，也很严肃，一定会坚持到家人放弃为止。
老下属杜泉彬回忆，“他是绝不允许子女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做官或经商的”。谢高华担任衢州市常务副市长期间，二儿子谢新彪从部队转业，拟安排到市委组织部工作。谢高华知道后，坚决要求转至其他系统。闹得最僵的一次，是小儿子谢建彪下海创业办加油站。当时谢建彪已经申请到民营企业营业执照，选好了加油站的地址，谢高华仍极力制止。“政策允许民营企业办加油站，我绝不是‘官倒’，但父亲就是不同意。”谢建彪回忆，“父亲就强调一点，领导干部子女不许经商！”最终，谢建彪放弃了创办加油站的计划。
退休后，谢高华仍然保持着这方面的警觉。“父亲退休后关心我们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醒我们要杜绝一切越界的可能。”二儿子谢新彪说。2003年，谢新彪的儿子高中毕业到加拿大留学。有一次谢新彪回家，父亲突然问起出国留学费用如何解决。谢新彪一五一十地回答说：“主要从我和爱人的工资里出，如果不够再从银行贷款。”谢新彪告诉记者，当时自己还没有从领导岗位上退休，父亲之所以问得如此仔细，是因为担心他收受来路不明的钱。“他是在给我敲警钟啊！”
在谢高华的不断叮嘱下，守纪律、讲规矩成为家人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1993年7月，时任衢州市常务副市长的谢高华赴俄罗斯考察期间，妻子方松卿想回乡下看望年迈的婆婆。有人提出，谢高华不在身边，不妨用一次他的车，这一提议被方松卿拒绝了。意外的是，方松卿在步行通过铁路道口时，被呼啸而来的火车带翻在地，不幸去世，成为谢家人心中永远的痛……